成都朝廷的高层普遍脱离群众，也不太乐意和群众有什么接触，居住在自己的高端圈子里，就像生活在一座象牙塔里一样开心愉快。
唯一让他们感到不愉快的就是蜀锦生意做不起来了，没钱赚了。
但是对于民众失业没收入没饭吃的事情，他们毫不在意，或者说他们甚至都不知道，直接接触群众的都是低下的办事官员、小吏，只有他们知道实际情况。
小官小吏们报告什么，他们就认为是什么，指望他们亲自进入民间和百姓亲切交流搞清楚实际情况，还不如指望母猪上树。
高官和民众之间的距离说是空间的距离，但更可以说是阶级的距离，说是无限小，但实际上无限大。
而底层办事官吏们更愿意讨好自己的上级，粉饰太平，歌舞升平。
面对成都街头出现失业人群的时候想到的不是解决，不是上报，而是隐瞒，只要隐瞒不让上级知道，那就岁月静好，万事大吉。
所以当街头开始出现失业人员的时候，他们觉得什么事情都没有，所以没有行动，也没有向朝廷报告街头发生了什么，脱离群众高官们也什么都不知道，后知后觉。
当街头失业人员开始因为饿肚子而小规模偷盗、抢掠时候，他们当中极少数人觉得可以行动了，但大部分人却十分消极，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横竖只是几个刁民闹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抓起来完事儿。
当街头失业人员结成团伙进行集团犯罪并且大有把事情直接闹大的趋势的时候，办事官吏们面对成群结队的刁民们感到恐惧，觉得他们或许可以做点什么，但是他们人手不足，很多事情已经做不到了。
等洪武六年七月成都爆发一千五百多人参与的米骚动的时候，当成都城内七家米店遭到民众暴力抢夺、多名粮商被愤怒的民众拳脚相加干死的时候，底层办事官吏们意识到他们当初或许可以做点什么，可是已经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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