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建立以来在财政问题上多有考量。
苏咏霖努力建立公有制经济，但是也注重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同时参照了唐朝的失控和宋朝的过于困顿，更兼集体性质经济的建设问题，对财政问题作了一些调整。
在中央层面扩大财政部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掌控，财政部规模庞大，掌控着规模极为庞大的国营经济体系。
而具体在这一层面上，苏咏霖考虑到宋朝中央过分掌控财政大权，使得地方穷困，连基本职能都不能履行，用钱流程麻烦到了极点，也不利于国家发展。
比如苏轼在杭州任上想要修缮官府衙门和官方仓库那些破败不堪的建筑，精打细算之后发现需要用四万贯钱。
结果杭州这种传统富庶地区的官府居然连四万贯钱都拿不出来，他求爷爷告奶奶使出吃奶的劲儿，还是没办成。
这种事情都办不成，那修路、兴修水利、修城墙这种用钱更多的工程也都想也别想了。
地方官府还能做什么有利于民间的事情呢？
宋代地方的困顿局面就成为了死局。
革命建设的问题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该调整的必须要调整，该赋予的权力也必须要赋予，所以苏咏霖吸取这一些经验教训，在财政上放了一些权限给到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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