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铸刑书毫无疑问是具备正面进步意义的，他的行为为后续诸侯国公布成文法律开创了先例。
然而在子产铸刑书往后的岁月里，虽然法律条文可以明确的对外公布了，却依然面临着四重严峻的挑战，整个社会并没有因此而成为法治社会。
这四重挑战其实很有代表性意义。
第一，是皇权制度下皇帝天下最大，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管束，如此一个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家伙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等于王朝法律就是个空架子，本质上不具备真正法律的价值。
第二，帝国官僚依靠皇帝的权力生存，对皇帝负责，而不对民众负责，所以本质上也是蔑视法律的，统治阶级利用法律压迫钳制民众，法律成为压迫民众的刑具，而非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
第三，那就是民众普遍不识字，更没有学习途径，法律条文摆在面前都看不懂，无力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利益，于是发展到最后出现了法学传承世家，知识分子将律法家传，世代出任朝廷法官，如大名鼎鼎的郭嘉出身的颍川郭氏。
第四，法律条文受限于时代和人们的认知，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诸多漏洞，就算发展到了法治社会，也会有讼棍一类的人物专门抓住法律的漏洞，从漏洞中获取利益，肆意践踏法律的尊严与意义。
苏咏霖认为，王朝统治下的民间乱象，主要由这四个问题产生，大明国建国初期的一些民间乱象和腐败桉件，也源于此。
大家打心眼儿里认为律法就是废纸一张，官字两张口，上下嘴皮子一碰，说什么就是什么，颠倒黑白又怎么了？
你一介草民还能翻了天不成？
正是因为这种普遍性的对律法的不信任不承认，社会运行成本和社会内耗才会居高不下，明明可以用律法解决的事情，却成为了正反两方拉锯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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