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争论好像没有在当时的公开报纸上出现过，但是，在政府官员中却流传甚广。
“安徽有个年广久，炒瓜子雇用了12个人，算不算剥削?”这成了一道十分敏感的命题流转在全国各地，争论，辩护，讨伐，一场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特征的大辩论开始了。
很显然，在当时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年广久的剥削性质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曾经明确地划分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
按他的计算，在当时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
而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为资本家。
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七下八上”是一条铁定的界线。如今，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居然雇工12人，其性质几乎不言自明。
傻子是资本家，说了谁也不信，但用理论一套却还真是的。
在鲜活的现实面前，“经典”终于显出它的苍白和尴尬来。
如果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应该被清除的话，那么，“家庭副业”怎么能够发展得起来?难道所有的工厂人数都必须控制在7个人之下?“傻子”出的这道难题，让全中国的理论家们争辩得面红耳赤。
事实上，在当时国家，年广久绝非孤例。对于刚刚开业的十万工商户来说，雇工数量是否应该限制，到底能不能超过八个，已经从一个象的理论问题直接行变成了实际难题。
在广东一个小县城，一个叫陈志雄的农民承包了105亩鱼塘，雇长工一人，临时工40个工日当年获纯和一万多元，这在当地引起阵激辩。
在广州，一个叫高德良的个体户创办a63资本家，也是这个时代特有的名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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