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位重要的思想家黄宗羲，是中国历史上研究赋税制度最深入、最系统的学者，没有之一。他曾指出赋税制度的“三害”：
“或问井田可复，既得闻命矣。若夫定税则如何而后可？曰：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
这就是著名的黄宗羲定律，对新中国的并税式改革非常有启发，至2006年1月1日，存在两千多年的农业税被废止，彪炳史册。
左战想见贤思齐，但任何改革都要立足于当前的国情。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初，明朝虽然出现了早起的资本主义萌芽，但仅限于东南沿海的纺织业，大部分地域还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这也是朝廷赋税的主要来源。
新内阁第一次会议的重点就是要聚焦三农，杨涟虽然位列后补委员，但性格直率，眼见自己的副手周嘉谟入阁参政，多少有些不平衡，紧跟着说道：
“启奏圣上，周侍郎的提议非常好，但还需要斟酌。各地灾情不尽相同，有些地方受灾轻，当地的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只要赋税减免就能自行渡过难关。有些地方受灾重，当地的条件恶劣，即便减免赋税也不能解决问题。如今各地旱涝交替，耕地大量荒芜，老臣建议在减免赋税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重修水利，组织流民开垦荒地，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
左战心想杨涟不仅脾气大，性子也急，但他是移宫案的第一功臣，自己多少还是要给面子的。可规矩不能破，候补委员是不能发言的，便委婉的说道：
“杨爱卿补充的非常好，明卿要虚心向自己的领导请教。这样一来方案就会增添一项内容，朕多给你一天时间，后天报给朕审核。”
杨涟虽然出自东林党，但性情坦率，嫉恶如仇，做事帮理不帮亲，惹得朝廷内外的官吏怨声载道。可他偏偏是皇帝的宠臣，众人只好躲着他。左侍郎周嘉谟见老领导很不高兴，心里叫苦不迭。
其实左战之所以不让杨涟入阁参政，也是忌惮他的脾气，将来一旦君臣不和，自己难免会背上杀功臣的骂名。虽然他很理解朱元璋当年为何要成千上万的斩杀官吏，可他更想学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尽可能让他们善始善终。
有了杨涟的教训，左光斗、徐光启不再说话，韩熀却早已按捺不住自己的小宇宙，起身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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